在F1的历史长卷中,有些胜利属于赛车，有些属于策略，而有些，则完完全全属于一个人，2008年新加坡站的“撞车门”丑闻，2010年阿布扎比的“让车门”，这些都曾是雷诺车队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伤痕，但如果你要问，这支拥有着法国血统与英国灵魂的车队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最荡气回肠的一场“逆转”，那答案一定指向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时刻——当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呼啸着冲过终点线，却被告知，冠军不属于马拉内罗，而是属于那个来自荷兰的年轻人，和他身后那支早已被世人遗忘的“黄衣军团”。
那是一场属于“扛起”的史诗，彼时的雷诺，早已不是当年与法拉利、迈凯轮争雄的豪门，预算有限，引擎研发滞后，空气动力学部门更是被红牛挖得千疮百孔，没有人认为他们能在赛季末段掀起波澜，却有一个人不信命——马克斯·维斯塔潘，他不是雷诺的嫡系，甚至在他宣布加盟的那天，围场里充满了嘲讽，认为这只是他父亲老维斯塔潘为儿子争取到的最后一个“高价玩具”，但就是这个被当做“商品”的年轻人，在赛季中段接过了雷诺那辆挣扎的赛车，开始了逆天改命的征途。
故事的转折点,是在那场被载入史册的“斯帕决战”，法拉利拥有着当时围场最可怕的直线速度，他们的赛车像一柄精准的手术刀，在高速赛道上切割着所有对手，而雷诺的RS19，底盘的弱势让它在中高速弯角惨不忍睹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，只有雷诺引擎那点残存的、近乎倔强的动力，法拉利的车手们志得意满，他们算准了雷诺的轮胎衰退窗口，准备在比赛后半程轻松完成“两停”战术。
但维斯塔潘给出了一个疯狂的回应：他决定不执行车队早期制定的“保胎守位置”策略，而是在无线电里吼出了一句话：“给我调前平衡，我要在第一个弯角就攻进去。”那一刻，雷诺的P房鸦雀无声，工程师们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，计算着轮胎的寿命曲线——他们知道，这是一次赌博，一次用职业生涯做赌注的豪赌，如果失败，维斯塔潘不仅会在几圈内被轮胎拖垮，更会因为鲁莽而被整个围场嘲笑。
但维斯塔潘并非鲁莽,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条赛道，他知道那条藏在法拉利后视镜盲区里的、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超车线路，当比赛进行到第15圈，法拉利的莱科宁在出弯时略微推头，仅仅是零点几秒的犹豫，维斯塔潘那辆黄色的雷诺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，从赛道最边缘的脏侧地带切入，与法拉利并排杀入刹车区，两辆赛车的轮毂几乎贴着彼此，火花从刹车盘中飞溅而出，在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收油，因为这样的内线，在物理极限上根本不可能完成晚刹车。
但维斯塔潘没有,他用一种近乎野蛮的精准，在赛车完全失控的边缘，将车头强硬地插入弯心，法拉利被逼得走大了线路，维斯塔潘成功超越，并顺势带走了领跑的位置，这一超，不仅仅是超越了一辆赛车，而是击碎了法拉利整个赛季的心理防线，从那一刻起，雷诺的每一站比赛，维斯塔潘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，死死压在法拉利的车手面前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扛起了整支车队——当机械师在进站时出现失误，他在无线电里用异常冷静的声音安慰团队；当赛车引擎动力不足，他就在弯道里冒着被轮胎锁定、撞墙的风险，用更高的过弯速度来弥补直道的损失；当车队策略犹豫不决，他果断地给出指令：“相信我，我还有三圈可以Push，不要进站。”
那个赛季的最后一站,阿布扎比，法拉利依然在积分榜上领先雷诺1分，只差一个完赛就能锁定制造商第三，这对于一辆法拉利来说几乎是探囊取物，但维斯塔潘在发车后，用一种近乎自毁式的节奏，在第一圈就超越了两辆红牛，随后死死咬住法拉利，他没有试图冒险超车，而是用自己的车尾制造了一堵“气墙”，将身后的法拉利困在DRS攻击范围内，同时逼迫前方的对手拼命加速，提前消耗轮胎，法拉利的赛车在最后五圈因为引擎过热而动力下降，维斯塔潘趁机超越，以3秒的优势率先冲线。
当他穿过终点线的那一刻,雷诺车队的P房里，已经没有人还能站着，所有人都哭了，他们哭的不是因为胜利，而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资本、政治与背叛的F1世界里，一个年仅22岁的少年，用他近乎偏执的意志力，硬生生地把一辆本不该出现在领奖台的赛车，扛到了冠军的位置，那一年，雷诺没有夺得世界冠军，但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画面：维斯塔潘从驾驶舱里跳出来，他没有庆祝，只是回身拍了拍那辆被汗水与橡胶颗粒覆盖的赛车，仿佛在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做到了。”
这场逆转,无关引擎的马力，无关车队的预算，只关于一个人愿意为一支濒死的车队，燃烧自己最后一份天赋与勇气，当法拉利红色的洪流退去，留下的，是一抹永不褪色的橙色，而维斯塔潘，早已不再是那个被父亲推到聚光灯下的“星二代”，他用自己的双手，扛起了一段传奇。